加速释放数字经济时代的空间网络化发展红利

研究背景

城市是固定的地理空间，也是开放的流动空间。数字经济时代，技术、知识、信息等功能要素逐渐突破了空间和边界限制，流动空间成为配置资源的底层逻辑，推动城市之间形成广泛、密切和复杂的网络联系。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理解基于数字技术的城市网络及其对弥合区域数字鸿沟的价值与意义，既是把握新机遇、运用新要素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思考数字经济重构下的城市和城市群版图的重要线索。

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也正在成为改变城市竞合格局的关键力量，使区域发展格局显现出多方向的集聚和分化。本文聚焦刻画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解析基于数字技术合作的城市集聚和分化，并探索城市网络地位提升的组态路径，为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如何从空间邻近性转为网络连接性，依托流动空间中的节点关联构建多中心化的网络型城市群提供思路。

研究发现

邓慧慧、刘宇佳和王强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9期的论文《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研究——兼论网络型城市群建设》基于微观企业行为透视数字技术合作视角下的城市新联系，利用ICT投资统计框架中所包括的11类重点行业的25571条数字技术合作专利数据，构建覆盖5320家单位（包括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等）、260个城市的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采用以“流”定“形”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数字经济时代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连接逻辑，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提升城市网络地位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以及不同配置，以增进对国家一体化空间网络发展战略的理解。研究发现：

（1）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整体表现出“扁平层级+圈层交互”的兼具稳定性和流动性的结构特点。核心城市强而不多，有效发挥“以强带弱”功能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强强联合”效应；边缘城市多而不强，尚未形成“内部抱团”的自主创新路径。在“择优连接”原则驱动下，核心城市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边缘城市则会不断受到冷落。

（2）数字技术城市网络中的不同城市群存在明显分化，网络中的核心城市往往承担特殊的角色和功能。京津冀中北京“一枝独秀”存在明显空间极化现象，长三角、珠三角呈现“百花齐放”的多中心网络特征，三大城市群都存在边缘圈层发育迟缓的问题，缺乏以强带弱的衔接和过渡。北京和广州是连接南北的关键结构洞，二者连接推动南北方数字技术融合。

（3）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校”分布格局的驱动下表现出多重异质性。南方依托民营企业形成了多层级多中心紧密度高但覆盖范围小的网络结构，北方依托国有企业形成紧密度低但覆盖范围广的以北京为单中心的结构，校企合作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间联系，去中心、多极化特征明显。

（4）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行政级别与营商环境共同影响了城市网络地位，且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在上升。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条件下，营商环境生态中“技术—组织—环境”条件的完善是提高城市网络地位的主要方式，而“组织主导型”发展路径为数字经济发展低水平城市提供了提升网络地位的新方案。

研究启示

“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网络化趋势，因城施策实现网络效应红利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点。根据本文结论凝练政策启示如下：

（1）加快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一体化协调机制，重视城市以强带弱的衔接和过渡。充分发挥领跑城市带动作用，发挥北京和广州在网络中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促进不同集群间的创新要素交流，推动南北数字技术双向合作，消除城际间技术合作壁垒，为边缘城市提供数字技术交流合作平台。

（2）以“东数西算”工程为牵引，发挥城市网络效应红利以提升边缘城市数字技术创新能力。鼓励边缘城市与网络中处于结构洞位置的城市建立联系，通过信息挖掘、合作进行强链、补链、延链。提高边缘城市的数字技术学习能力，引导创新要素在边缘城市内的集中与扩散，充分利用网络知识溢出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提升其实力，弥合“数字鸿沟”。

（3）充分利用民营企业活力足、国有企业分布广、校企合作潜力大的特点，加快数字技术扩散并扩大其在产业内的应用范围。推动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之间的人才交流，鼓励产学研合作，提高技术扩散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4）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合作活动所需要的技术条件、组织条件与环境条件。技术条件方面，搭建企业技术创新和人才交流平台，为数字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奖励和补贴，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组织条件方面，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数字政府并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环境条件方面，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快破除市场隐性壁垒。

加速释放数字经济时代的空间网络化发展红利
发表时间：2022-11-16 阅读次数：174 字体：【大中小】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70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邓慧慧，刘宇佳，王强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9期，原标题为《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研究——兼论网络型城市群建设》。研究背景城市是固定的地理空间，也是开放的流动空间。数字经济时代，技术、知识、信息等功能要素逐渐突破了空间和边界限制，流动空间成为配置资源的底层逻辑，推动城市之间形成广泛、密切和复杂的网络联系。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理解基于数字技术的城市网络及其对弥合区域数字鸿沟的价值与意义，既是把握新机遇、运用新要素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思考数字经济重构下的城市和城市群版图的重要线索。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也正在成为改变城市竞合格局的关键力量，使区域发展格局显现出多方向的集聚和分化。本文聚焦刻画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解析基于数字技术合作的城市集聚和分化，并探索城市网络地位提升的组态路径，为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如何从空间邻近性转为网络连接性，依托流动空间中的节点关联构建多中心化的网络型城市群提供思路。研究发现邓慧慧、刘宇佳和王强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9期的论文《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研究——兼论网络型城市群建设》基于微观企业行为透视数字技术合作视角下的城市新联系，利用ICT投资统计框架中所包括的11类重点行业的25571条数字技术合作专利数据，构建覆盖5320家单位（包括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等）、260个城市的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采用以“流”定“形”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数字经济时代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连接逻辑，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提升城市网络地位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以及不同配置，以增进对国家一体化空间网络发展战略的理解。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整体表现出“扁平层级+圈层交互”的兼具稳定性和流动性的结构特点。核心城市强而不多，有效发挥“以强带弱”功能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强强联合”效应；边缘城市多而不强，尚未形成“内部抱团”的自主创新路径。在“择优连接”原则驱动下，核心城市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边缘城市则会不断受到冷落。（2）数字技术城市网络中的不同城市群存在明显分化，网络中的核心城市往往承担特殊的角色和功能。京津冀中北京“一枝独秀”存在明显空间极化现象，长三角、珠三角呈现“百花齐放”的多中心网络特征，三大城市群都存在边缘圈层发育迟缓的问题，缺乏以强带弱的衔接和过渡。北京和广州是连接南北的关键结构洞，二者连接推动南北方数字技术融合。（3）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校”分布格局的驱动下表现出多重异质性。南方依托民营企业形成了多层级多中心紧密度高但覆盖范围小的网络结构，北方依托国有企业形成紧密度低但覆盖范围广的以北京为单中心的结构，校企合作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间联系，去中心、多极化特征明显。（4）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行政级别与营商环境共同影响了城市网络地位，且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在上升。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条件下，营商环境生态中“技术—组织—环境”条件的完善是提高城市网络地位的主要方式，而“组织主导型”发展路径为数字经济发展低水平城市提供了提升网络地位的新方案。研究启示 “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网络化趋势，因城施策实现网络效应红利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点。根据本文结论凝练政策启示如下：（1）加快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一体化协调机制，重视城市以强带弱的衔接和过渡。充分发挥领跑城市带动作用，发挥北京和广州在网络中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促进不同集群间的创新要素交流，推动南北数字技术双向合作，消除城际间技术合作壁垒，为边缘城市提供数字技术交流合作平台。（2）以“东数西算”工程为牵引，发挥城市网络效应红利以提升边缘城市数字技术创新能力。鼓励边缘城市与网络中处于结构洞位置的城市建立联系，通过信息挖掘、合作进行强链、补链、延链。提高边缘城市的数字技术学习能力，引导创新要素在边缘城市内的集中与扩散，充分利用网络知识溢出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提升其实力，弥合“数字鸿沟”。（3）充分利用民营企业活力足、国有企业分布广、校企合作潜力大的特点，加快数字技术扩散并扩大其在产业内的应用范围。推动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之间的人才交流，鼓励产学研合作，提高技术扩散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4）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合作活动所需要的技术条件、组织条件与环境条件。技术条件方面，搭建企业技术创新和人才交流平台，为数字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奖励和补贴，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组织条件方面，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数字政府并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环境条件方面，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快破除市场隐性壁垒。（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处理文件、Stata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 [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 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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